垃圾計量收費是大勢所趨

1972年，經合組織成員國（OECD）環境委員會提出了“污染者付費原則”（Polluter Pays Principle），污染者必須承擔清除和削減污染后果的費用。后來該原則又擴展到了“污染者和使用者支付原則”（Polluter and User Pays Principle），污染治理的受益者也應當承擔一定的費用。生活垃圾收費正是基于以上原則提出的。

作為使用者，居民和企事業等單位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垃圾收集、運輸和最終無害化處理等服務，應為此支付費用。垃圾收費標準不是垃圾排放所造成的環境損失，而是垃圾收集、運輸和無害化處理的運行費用。

垃圾收費主要采取三種方式：稅收方式，將垃圾費收繳附征于一些稅收，如財產稅、營業稅、人口稅和產品稅等；附征于公用事業的收費，將垃圾處理費附征于水、電、煤或有線電視費中；直接收費，直接向公眾收取垃圾費，其中直接收費按照計價方式不同，又可分為定額制和計量制。

2016年全國214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達到近2億噸，這致使不少城市被巨量垃圾圍困

而中國在過去十幾年的垃圾收費，采用的正是定額制，通常是隨物業費、水費或是燃氣費一并征收。按戶收取垃圾處理費，固然簡單易操作，可只按戶不論具體垃圾排放量、扔多扔少都一樣的收費模式，弊端也很明顯：這既導致市民缺乏足夠的垃圾減量動力，也會產生少排者補貼多排者的現象。也就是說，這無益于垃圾源頭減量，也顯失公平。

大多數國家如美國、德國、韓國、日本、瑞士等國家，均采用計量制的方式收取垃圾費。像德國，起初也是按居民住房面積收取垃圾費，后來為了垃圾減量與付費公平，就推行了垃圾計量收費，垃圾收費按垃圾桶的大小，以及清理次數等來計算，如35升的垃圾桶每星期清理一次的年費為68歐元，約合530元人民幣，每兩星期清理一次，在收費減半。

荷蘭、比利時等國做的跟蹤研究表明，垃圾付費確實能減少垃圾生產量。人們會養成更好的充分利用物資的習慣。可以想象，垃圾按量付費制后，牢固但費料少的包裝也會成為商家的一個新賣點。中國臺北等地的經驗也表明，由于受垃圾排放總量減少、分類處理成本降低等因素影響，每單位垃圾的收費標準十幾年來反而是降低的。

臺北市的專用垃圾袋，居民需要到便利店或其他指定地方購買

不能繞開垃圾分類談垃圾收費

很多發達國家在多年的垃圾管理經驗中都充分認識到，垃圾末端處理的對策是被動的，只有對垃圾采取源頭減量和有效的資源化利用，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關鍵所在。垃圾收費的重點并非收費，作為一種環境政策工具，只有和垃圾分類結合起來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建立完善垃圾收費制度的國家無不是有效施行垃圾分類政策的國家。

垃圾分類在大陸被正式提出可追溯到2000年，建設部城市建設司確定北上廣等八個城市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但是直到2010年，住建部發布《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指南》，在基本要求中指出，“應盡可能從源頭避免和減少生活垃圾產生，對產生的生活垃圾應盡可能分類回收，實現源頭減量。”“源頭分類”這才被提出。

然而直到今天，對于源頭垃圾分類，相關政策方案都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導，在法律上更是一片空白，國內試點城市的垃圾分類工作并不順利。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國首批8個城市試點垃圾分類收效甚微。而此次發改委的意見中也提出“對具備條件的居民用戶，實行計量收費和差別化收費，加快推進垃圾分類”。

臺灣垃圾回收示意圖

為什么垃圾分類在中國進行地舉步維艱？

第一個原因就是，給垃圾桶分顏色很容易，培養居民的分類意識卻很難。盡管垃圾分類的宣傳已經“鋪天蓋地”，但改變混合傾倒的意識依然任重道遠。據復旦大學2015年的一項調研顯示，上海市居民自覺參與垃圾分類的比例僅為24%左右。

第二個原因是，就算有居民很認真的將垃圾分好類，但是垃圾車卻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車都給收走了。這也是很多垃圾分類試點城市的現狀：分類投放搞得風風火火，在收運和處理環節卻依舊“雜錦一鍋飯”。而在中國臺北市，有專門的垃圾車來收垃圾。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垃圾車都會沿著固定的線路收垃圾，行駛時會播放特定音樂提醒市民：可以拿著家里的垃圾來扔了。清潔人員會跟車檢查垃圾有沒有按要求分好類，確認無誤了才可以丟上垃圾車。

第三個原因是，垃圾分類缺少操作指導，什么樣的垃圾算是可回收、該怎樣放，宣傳是不到位的。相比之下，日本橫濱市給每個市民發了長達27頁的垃圾分類手冊，有518項注意事項和條款。垃圾中轉運輸站等機構每年年初都會給責任區內的每一個家庭發放垃圾掛歷，每天收運什么垃圾，在掛歷上都有文字圖案標明，一目了然。居民們每天只管按圖行事，就輕松做到了科學分類回收。

日本新居浜市政府官方網站上的垃圾分類信息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大量存在的民間拾荒者已經將垃圾分類得很好了，并且也體現了源頭減量，不必要再從居民這里做垃圾分類了。

這其實是對拾荒者作用的過分夸大。民間拾荒只關注有利可圖的廢棄物，消納能力其實非常有限。像是從2015年開始，廢紙板、廢鐵收購價一路狂跌，再加上居高不下的運輸成本，回收商根本賺不到錢，很多以往搶手的廢品根本沒人要，不少地區都出現了新的“垃圾圍城”現象。

另外一點就是，拾荒者難以對更大量的、干濕不分的生活垃圾難以進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這部分垃圾才是真正困擾中國城鄉垃圾管理的難題。垃圾未經分類的情況下，焚燒容易引起二次污染。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含有氯元素。垃圾當中的含氯塑料制品和含鹽分較多的廚余垃圾，正是產生二噁英的“罪魁禍首”。此外，若垃圾含水量過高，缺乏輔助措施的情況下，焚燒爐煙氣難以維持在不產生二噁英所要求的820℃以上高溫條件。

對垃圾付費制度的一個可能的“中國式智慧”是偷偷將垃圾倒到別人那、單位里或公共場所。這一點可以借鑒“臺北經驗”，臺北在開展此項制度前，對試點以及鄰近地區的垃圾產生量、資源回收量都進行了預先統計和監測，以觀察按袋計量對減量和分類的效果。在制度開展時則派出大量義工在垃圾收集點站崗協助勸導，同時出動大批環保稽查人員嚴查棄置與未使用專用袋者，對違法者予以罰款，并鼓勵民眾主動檢舉環境污染違規行為。

拾荒業對源頭減量和垃圾分類的實際貢獻不能過分夸大

別讓垃圾收費政策成為下一個“限塑令”

垃圾處理的回收、清運、中轉、焚燒是一個完整統一的鏈條，以焚燒為最終目標，分類在任何環節都相當重要，而分類應在垃圾回收處理的各環節同步進行。垃圾計量收費只能是經濟手段，唯一的目的應當落腳于垃圾減量。如若單純為了收費而收費，或抱著為了減輕地方在垃圾處理方面的財政負擔，或彌補當前垃圾費征收不足等目的，不僅會增加市民負擔，更會讓人聯想到“罰款”，其效果很大可能步“限塑令”的后塵。

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想要避免重蹈“限塑令”的覆轍，就不能單兵突進，必須有垃圾分類政策的全面配合。而全面推廣垃圾分類，政府部門必須承擔起該承擔的責任。

無論日本、韓國還是中國臺灣地區，在推廣垃圾分類的過程中，政府都是“事無巨細”，《南方周末》評論員史哲就曾寫道：“除了制定相對完備法律、定制垃圾箱、垃圾袋，垃圾袋需購買，扔垃圾要收費等等，更多體現在各種傳媒上幾年如一日的公益廣告，從幼兒、小學開始的基本教育，給臨時租客、游客房間鑰匙的時候同時附帶的一本垃圾分類指南，還體現在垃圾投放點的監視攝像頭，按時上門的垃圾分類收集車，一旦發現有人亂丟垃圾就會上門的警察……更極端的，甚至包括對于拒不分類的人，由政府工作人員上門指導、監督，幫助教育。”

回到根本，收費不應該是目的，減少垃圾總量才是目的，而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理的基礎性工作，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