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得漂亮，人渣就不該有隱私權(quán)”

媒體把嫌疑人全身高清照片不打馬賽克地直接放出來，這確實是一個少見的舉動。理由不難推想，最簡單的，搞錯了怎么辦？有論者就指出，“未經(jīng)法院審判結(jié)案，任何嫌疑人的罪與非罪、罪輕罪重仍未定論。期間，有警方弄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也可能嫌疑人犯案情節(jié)輕微不屬犯罪或被減輕、免于處罰……媒體曝光嫌犯高清照，給受眾以該人即’罪犯’的導向，涉嫌輿論誤導。”

另外，就算百分百能確認照片上的人就是猥褻事件當事人，也存在隱私權(quán)的問題。媒體大多不清楚這么公布嫌疑人照片，會不會找來法律上的麻煩，因此通常會打碼處理。畢竟，媒體不是公安機關，除非應公安機關要求，沒有義務刊登嫌疑犯高清照。

那為什么這次濟南時報就勇于曝光嫌疑人高清照呢？原因恐怕在于，準確地把握了輿論對此的看法。比如微博知名博主@開水族館的生物男 就發(fā)文稱，“干得漂亮，人渣就不該有隱私權(quán)”。很多網(wǎng)友都表示，這樣的做法才是正確的，受害人不“打碼”，嫌疑人“打碼”本身就是沒有道理的。有網(wǎng)友指出，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法律和媒體對“壞人的權(quán)利”開始精心呵護，“照片要打碼，抓小偷要文明，不敢追打，否則，他在逃跑時出的車禍算你的。有人爬上你家的桔子樹私摘桔子摔下來，你要分攤責任，因為你沒有盡到告知義務……”

還有一種辯護聲音是，公布“猥瑣男”照片不需要擔心抓錯人，因為“莊某的行為被監(jiān)控錄像拍下，人物特征明晰，絕無錯判的可能”。另外，雖然任何公民都有肖像、名譽、隱私等種種人格權(quán)利，但并非絕對的，當妨害到他人正當利益或公共利益，有時就必須有所讓渡，“如果打上馬賽克，社會不知道被通緝者顯著的臉部特征，不利于組織社會力量對在逃嫌疑人進行抓捕。不盡快抓獲，受害少女的權(quán)益受損就得不到及時救濟，或許還會有更多的少女難逃’惡狼’之口。”

事實上，濟南天橋警方也認為，正是因為各大新聞媒體的關注和報道，才使得人們積極提供舉報線索，讓本案中的“猥瑣男”迅速落網(wǎng)。

如此說來，公布嫌疑人高清大圖的做法，果然值得點贊，甚至是應該全國推廣的嗎？

發(fā)布嫌疑人高清照片的做法可能違背了“比例原則”

我們不妨考察下“公布嫌疑人高清大圖”做法的法律依據(jù)。畢竟，對私權(quán)力來說，“法無禁止即可為”；對公權(quán)力來說，“法無授權(quán)即禁止”。猥褻嫌疑人莊某的高清大圖，濟南時報是從濟南公安天橋分局的新媒體賬號的“微通緝”獲得的，那么我們就應該考察警方公布照片的法律依據(jù)。

類似情形的依據(jù)主要來自于兩處。

一是《公安機關執(zhí)法公開規(guī)定》第十條，“公安機關應當向社會公開涉及公共利益、社會高度關注的重大案事件調(diào)查進展和處理結(jié)果，以及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的重大決策和行動。”

二是《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二百六十五條“應當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可以發(fā)布通緝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第二百七十條，“為發(fā)現(xiàn)重大犯罪線索，追繳涉案財物、證據(jù)，查獲犯罪嫌疑人，必要時，經(jīng)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可以發(fā)布懸賞通告。”與第二百七十一條，“通緝令、懸賞通告應當廣泛張貼，并可以通過廣播、電視、報刊、計算機網(wǎng)絡等方式發(fā)布。”

需要注意的是，兩處依據(jù)都提到“重大”這個詞。并且，通緝令和懸賞通告針對的都是“犯罪”，而猥褻事件嫌疑人莊某，最終被采取的強制措施是行政拘留十天，只是治安處罰，連刑事拘留都沒有，這能算的上“重大”嗎？另外，如果確實是正式的通緝令、懸賞通告，上報紙、上電視法律上都是有根據(jù)的，但警方公號中的“微通緝”，看起來并不是正式的通緝令。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方發(fā)布莊某的高清照是否合適，是有疑問的。

另外，莊某被抓獲的過程被拍成了視頻，也被警方公布了出來，也露了臉，確實與高清圖中的是一個人。但視頻中的一行介紹卻頗為讓人有些哭笑不得——“山東轟動全國的校園‘猥瑣男’落網(wǎng)”。猥褻事件固然讓人十分厭惡，但真的能稱得上“轟動全國”嗎？而且據(jù)視頻中的說法，莊某是投資失敗想不開有了報復社會之舉，并不是那種猥褻女性的慣犯。對這么一個行政拘留十天的“猥瑣男”，采取這么大的陣仗，不覺得有“拿大炮轟麻雀”之感嗎？

沒錯，濟南警方的行為，確實有違背“比例原則”之嫌。所謂“比例原則”，即警權(quán)要合理使用，不能過度。對罪責相對輕微的嫌疑人，不宜過度多重運用偵查手段，否則會對犯罪嫌疑人名譽和隱私造成事實上的損害。

是否該“保護嫌疑人權(quán)利”？人們對此越來越不以為然

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我國警察在執(zhí)法過程中，對“比例原則”、對“保護嫌疑人權(quán)利”的態(tài)度，一直有些捉摸不定。

2005年，成都公安局舉行了一次“平安北站聯(lián)動整治暨公處大會”，會上公處了30名涉嫌參與盜扒、兩搶等犯罪行為的犯罪嫌疑人。所謂“公處”，是指公開對犯罪嫌疑人依法進行逮捕、勞教或刑事拘留，以達到震懾目的。而這次“公處”的特點在于：被公處的犯罪嫌疑人清一色戴著黑色頭套，讓人看不到他們的面孔。一些民眾疑惑，“為什么要給這些犯罪嫌疑人戴頭套？以前可不是這樣的啊。”“這些人做了壞事，為什么不把他們的真面目示人？”

當時，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長李運憲對此作出了解釋，稱因為根據(jù)我國有關法律規(guī)定，在未經(jīng)法院審判前，被公處的這些人員因尚未最終確認定罪，只能被稱為犯罪嫌疑人。在此情況下，警方執(zhí)法必須嚴謹，不能隨意為犯罪嫌疑人掛上“罪名牌”。同時，為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是一種人性化執(zhí)法的表現(xiàn)，是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quán)益的保護措施。如果在公處大會上，讓這些犯罪嫌疑人不戴頭套接受公處，勢必會侵犯到尚未被最終定罪的嫌疑人的肖像權(quán)和隱私權(quán)等合法權(quán)益。李運憲表示，這“體現(xiàn)了公安隊伍正規(guī)化建設取得的成就”。

2006年，北京警方也召開了一次公開處理大會。會上，三十一名被處理的犯罪嫌疑人頭戴黑色頭套，頭套在眼、口、鼻部位采用透氣的黑紗面料。當時北京警方也表示，這是犯罪嫌疑人首次被允許戴上頭套，目的是為了防止其在公眾面前曝光，充分尊重和保護其合法權(quán)利。

隨著時間流逝，警方對類似做法的認識開始有所不同。

2015年，南通市公安局推出了“南通公安嫌疑人像有獎辨認”平臺，鼓勵網(wǎng)民當“神探”，向大家公開有獎征集破案線索。首批推出的8名辨認對象，均為盜竊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對此，絕大多數(shù)網(wǎng)友認為有必要且“大快人心”，但也有少部分人質(zhì)疑。比如，南京工業(yè)大學行政法學副教授張治宇就表示，從法律上講，公開犯罪嫌疑人頭像并無不妥，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度的把握，不是每一個犯罪嫌疑人都應當公開。比如殺人犯，因為對社會危害性大，公開頭像公眾能夠理解，但是對輕微的違法采用同樣的做法，則有點過了。對于“涉嫌侵權(quán)”的質(zhì)疑，南通警方表示，網(wǎng)站上公布的所有照片，禁止任何形式的轉(zhuǎn)載，網(wǎng)友只能通過“南通警民e家”網(wǎng)站進行瀏覽，不能進行擴散�？傮w上來說，南通警方的做法還是相對謹慎的。

而最近兩年，警方在公布犯罪嫌疑人時開始流行打“花式馬賽克”。如微博認證為”北京市公安局便衣反扒民警老李“的北京便衣反扒的微博圖片中，嫌疑人是鼻子上被打上了馬賽克——

2016年1月3日，安徽太和縣5歲女孩吳某被兩個騎摩托車的男子搶走。當被搶的五歲女童安全回到太和縣。三名嫌疑人也被帶回。@中警安徽 微博上如此公布嫌疑人的照片——

這些做法網(wǎng)友大多叫好。面對不職業(yè)的指責時，中警安徽的編輯回應，“自己對人販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厭惡，且法無明文規(guī)定必須打馬賽克。”

犯罪嫌疑人的隱私權(quán)與公眾知情權(quán)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是個國際難題

看起來，不論是警方還是民眾，對“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quán)利”都越來越不以為然。

很多人還喜歡舉出美國的例子，說在美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正面高清大圖會在網(wǎng)上公布，這個做法在劉強東事件后被廣為人知，同時流傳的還有一句話：“美國法律只保護受害人的隱私權(quán)利，不保護犯罪嫌疑人的隱私權(quán)利”。一些人還解釋到，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冤枉了，可以索取國家賠償。

比爾蓋茨也曾因超速加速被逮捕留下“大頭照”

從法學的角度來看，這句話是有所誤讀的，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對于刑事案件都遵循偵查信息不公開的原則。偵查信息不公開，其主要理由便是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但刑事案件，往往與社會治安緊密相關，這又牽涉到大眾的知情權(quán)。犯罪嫌疑人的無罪推定特權(quán)、隱私權(quán)與公眾知情權(quán)之間，如何權(quán)衡協(xié)調(diào)，是個復雜的問題。在偵查階段，美國與英國的警方可以公布犯罪嫌疑人較多的信息，比如嫌疑人的姓名、年齡、住址、職業(yè)、家庭狀況和涉嫌犯罪的罪名等。但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警方一般不能公開披露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只有等到審判環(huán)節(jié)，通過法院的公開審判公眾才能獲得被告人的身份信息。（王志勇《美國警方為什么沒有保護劉強東的隱私權(quán)？》）

美國另外一個讓不少中國人熟知的做法是，網(wǎng)上公開“性侵未成年”罪犯的照片，這被稱之為“梅根法案”。前幾年浙江慈溪進行了效仿，得到不少關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梅根法案”實施后，美國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例并沒有下降。來自臺灣的一位學者統(tǒng)計了從1995年到2008年，累計有近10份的相關研究，發(fā)現(xiàn)沒有1份研究能夠清楚證明登記和公開制度和性侵害犯罪率下降之間的關系。不僅普通人安全得不到保障，性犯罪者被公開信息后，他們成了別人眼中的異類，更有甚者，成為別人攻擊的對象。2000年以后，攻擊那些被公開信息的性犯罪者的暴力事件猛增。2005年至2006年，在緬因州、新罕布什爾州以及華盛頓州，甚至出現(xiàn)了性犯罪者被殺害的案件。來自威斯康辛州的一位性犯罪者就抱怨：既然沒有人相信我可以改變，那我為什么還要嘗試改變。最后的結(jié)果是，他們要么意志消沉，選擇自殺，要么繼續(xù)作惡，對他人的生活造成威脅。

人們至少該更加重視“比例原則”

然而，相比這些可能存在的問題，多數(shù)人還是主張，如果公布照片的話能有助于抓到犯罪者，那么就應該公布。

一些人認為，如果濟南天橋警方不在“微通緝”上放出高清大圖，濟南時報等有影響力的媒體不原圖轉(zhuǎn)載，那可能就無法這么快的抓獲“猥瑣男”，甚至就抓不到。認為用這種方式促成的“警民合作”節(jié)省了警方的辦案資源。

這個說法有它的道理。但是，仔細考慮的話，這說到底只是一起猥褻案件，值不值得以這樣的方式來破案？破獲一個“轟動全國”的“猥瑣男”，讓其在鏡頭前悔恨不該因投資失敗而在街上猥褻女孩，是我們期待的執(zhí)法狀況嗎？

人們痛恨猥褻事件，正如討厭高鐵霸座現(xiàn)象一樣，恨不得讓乘警把霸座者扔出車外，再關個幾天，人們也希望對“猥瑣男”進行嚴厲的制裁。

但人們同樣應該深入認識到，現(xiàn)代社會定紛止爭的原則是法治，一切行事都應該以法律為依歸，而法律有比人們樸素的情感更深層次的考慮。

“比例原則”正是這樣的一種考慮，正如“罰當其罪”一樣，當一個犯罪者受到了超過其惡行的報應時，對社會未必有好處。并且，現(xiàn)代社會，任何權(quán)利都不應當無限制擴張。我們需要防止特定權(quán)利急劇擴張的后果，因此需要強調(diào)不同的權(quán)利來制衡。“犯罪嫌疑人”權(quán)利的意義，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