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地方的禁令，都提到了對聚眾賭博背后的涉黑涉惡進行打擊�，F實地看，二者的關聯度的確相當高，不過過于激進的手段以及在取締麻將館上可能的越權，也引發了網友質疑，如此高壓治賭是不是為了完成掃黑除惡的KPI。
特約作者 | 熊志
10月14日宜春袁州區、10月17日豐城市、10月18日上饒信州區、10月19日上饒萬年縣、10月20日上饒玉山縣……一周之內，江西多地公安部門發布通告，要求經營性麻將館、棋牌室自行關門，否則將依法查處取締。
麻將一直以來都被當做“民間國粹”，是民眾喜聞樂見的一種娛樂方式，所以麻將館禁令出臺后，一刀切關停麻將館、棋牌室的做法，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一刀切關停麻將館會造成誤傷
江西各地的麻將館禁令，之所以引發強烈質疑，一個關鍵點在于，打擊面實在太廣——所有的經營性麻將館和棋牌室都納入了整治的范疇。
近日，江西多地發布集中整治麻將館、棋牌室的通告 來源：新京報
以上饒玉山的通告為例，它提到：22日前，全縣范圍內，營業性麻將館自行關閉；茶樓、賓館的麻將室（房）自行撤銷；在店鋪、居民樓、出租房等場所擺放麻將機，提供紙牌、麻將、骰子等工具用于賭博的自行停止。
20日發布通告，22日自行關閉，只留下了短短兩天緩沖時間，在執法尺度上有操之過急的嫌疑。即便拋開不談，對麻將館和棋牌室無差別打擊的做法，同樣有違相關法律規定。
因為按照2005年最高法《關于辦理賭博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提供棋牌室等娛樂場所，只收取正常的場所和服務費用的經營行為等，不以賭博論處。開設麻將館和棋牌室，本就是合法的經營方式。
可能是考慮到一刀切不合理，玉山方面在通告發出后就立即刪除，同時解釋稱是措辭表達存在瑕疵，隨后公布的修訂版本的通告中，也進行了調整。比如不再采用“全縣范圍內營業性麻將館自行關閉”等表述，而是強調整改對象涉賭行為。
不過這一糾錯舉動依舊無法化解質疑。根據媒體采訪，一些正常經營了多年的棋牌室，已經收到了關閉的通知。可見，無差別的整治造成了誤傷，一刀切也并不是措辭上的瑕疵。
另外從涉及面來看，推出麻將館禁令的地區相當廣，不局限于江西，像安徽池州、湖北十堰等地，近期同樣有類似治賭舉措。盡管其中的一些地區將取締的對象界定為，“以營利為目的、聚集多人賭博的麻將館、棋牌室”，但一些地區還是將矛頭對準所有經營性麻將館，沒有進行區分。
打擊范圍和力度上的不統一，加大了外界對麻將館禁令的質疑。而從民間反應來看，過于激進的治賭手段，則傳遞出誤解乃至恐慌情緒。有市民接受采訪時就表示，“正常打麻將都不敢去了”。
麻將打多大才算違法？
密集出臺的麻將館禁令，之所以激起強烈的輿論反應，除了打擊手段過激外，還有個重要原因在于，親朋好友之間帶點彩頭的麻將娛樂和麻將賭博之間，沒有十分清晰的界限，人們擔心自己的正常娛樂也會被當成賭博。
區分娛樂和賭博，最直觀的認定標依據是“賭資”。至于打多大才算違法或犯罪，國家層面沒有統一的規定。比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七十條提到：“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
而在《公安部關于辦理賭博違法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通知》中，區分的標準是，親屬之間“不以營利為目的”不予處罰；親屬之外的其他人，“帶有少量財物輸贏”不予處罰。
用“較大”“少量”等比較模糊的表述，來區分該不該罰，正是考慮到各地的消費和物價水平不統一，一刀切反而不便于治理，所以才將自由裁量權賦予地方。
然而，彈性空間的存在，導致各地關于賭博的認定標準十分混亂，尺度千差萬別。以此次涉及到的江西為例，《江西省公安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參照執行標準》第一部分第70條規定：
參與賭博活動，個人賭資在200以上的，處500元以下罰款，情節特別輕微的，不予處罰；個人賭資數額500元以上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
這也就是說，在江西只要人均賭資超過了500元，就將面臨拘留起步的行政處罰。
而作為對比，武漢市公安局在回復全國首例“麻將政協提案”時提到，人均賭資1000元以上不滿3000元的，處500元以上罰款；人均賭資3000元以上不滿5000元的，才處五日以下拘留。
上述兩地的處罰門檻相差之大，令人驚訝。其實很現實地講，如果嚴格按照人均賭資500元的判定標準，將有很大部分的民間麻將娛樂會被列入懲罰范圍。
所以在具體執法時，未必會嚴格按照相關標準來整治。這進一步增加了民眾的疑惑，如果去做個“麻將打多大才算違法”的調查，恐怕絕大多數人都答不上來。
事實上別說普通民眾，就連執法者也未必能夠拿捏準確。以曾沸沸揚揚的“5元麻將案”為例，2011年8月19日，成都女子王彬如和兩個朋友在茶樓內打麻將，原本“5元每局，最多也不過一局贏20元”，結果卻被抓獲，王彬如被拘留15日、處罰款1000元。
王彬如（資料圖）
本案一審二審都判定行政處罰合法，直到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王彬如才獲勝。但王彬如的勝利也只是個案的勝利，現實中小賭被拘的事件還是屢屢發生。在這樣的大前提下，面對高壓式的治賭禁令，民間難免會不知所措。
關停麻將館前，先得厘清種種爭議
治賭禁令引發的爭議，還遠遠不止于此。比如就算是將禁令貫徹到底，在具體執法時該如何區分娛樂和賭博呢？如果難以區分，又該如何對麻將館和棋牌室差別化管理？
是娛樂還是賭博，二者的模糊不只源于賭資金額，因為隨著電子支付的發展，現在很多人打麻將根本就不帶現金了。過去在界定賭博時，是不是隨身所帶的錢款都算作賭資，尚存在著爭議，現在通過手機轉賬的麻將活動，如何確定每局的賭注，如何確定總賭資，技術上更加困難了。
支付方式的變化，給執法帶來了相當大的考驗，它需要在打擊聚眾賭博和不侵犯公民隱私之間做好平衡。不管怎么說，不能因為電子支付讓賭博的形式更隱蔽，就因噎廢食地取締所有麻將館和棋牌室，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而且此次麻將館禁令，還牽涉到管理權限的問題。前面提到，玉山當地有正常經營多年的麻將館收到了關閉的通知，但按照《娛樂場所管理條例》，那些能夠正常營業的麻將館，往往經過了文化主管部門的備案，拿到了經營許可證，警方統一取締有越權的嫌疑。
從職權劃分的角度看，警方更應該是針對聚眾賭博進行查處打擊，如果麻將館或者棋牌室正常經營，收取服務費，沒有抽頭的操作，那就無權干預。關于這點，出臺治賭禁令的十堰警方就曾提到，如果不涉及賭博違法犯罪行為，“公安機關是沒有權利進行取締的”。
不少地方的禁令，都提到了對聚眾賭博背后的涉黑涉惡進行打擊�，F實地看，二者的關聯度的確相當高，不過過于激進的手段以及在取締麻將館上可能的越權，也引發了網友質疑，如此高壓治賭是不是為了完成掃黑除惡的KPI。
盡管上述質疑可能只是捕風捉影，但也得看到，此次整治麻將館在手段、流程上出現的種種瑕疵，會讓外界放大一些細節。對執法部門來說，要回擊質疑，就得及時調整，在關停麻將館之前，盡可能地厘清爭議和漏洞。
不管怎么說，打擊聚眾賭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安定而非其他。因此對民間“賭資”適度的麻將娛樂活動，還是應該盡量寬容對待；同時，那些守法經營的麻將館和棋牌室，他們合法經營的權益同樣需要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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